一是法官助理的配置模式。
经由对两结合体制的再结合，从评价什么、由谁评价、评价功用、规制评价等维度纲要性地阐释新型自治框架下律师职业评价完善路径，以为律师自治的实验操练，实现自治，促成善治，推进律师行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约束公权行使，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四）共治 由于重建后的律师管理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面前显得日益窘迫，脱钩改制动议从八十年中后期始即处于酝酿之中。
[34]明确自治组织内部即上级律协与下级律协的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确保法律框架内的律师独立。（一）美国模式 美国律师管理体制的最大特点，是以律师行业组织——律师协会为主对律师进行管理。毕竟，法律之下，没有敏感案件，纵使是政治-社会视域下的敏感案件，更应该重视律师的力量，因为，律师是以法治方式与法治思维化解纠纷、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不可少的环节。[28]《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在关于健全律师执业管理制度部分明确指出：完善职业评价体系，健全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和律师年度考核制度，完善律师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形成优胜劣汰的激励约束机制。二、律师自治的中国演进 律师自治，对于我国律师管理体制发展而言，并非一种自生自发的结果，毋宁说，它是外部冲击加内在启蒙（或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主张的冲击-回应模式）多元交织的产物。
这一作为改革所预期的高级目标并未得到顺应时势的落实，由国家法律确立的两结合司法政策尚徘徊于初级阶段，急需要进一步的激活，释放律师行业自治改革红利。[20] Magali Sarfatti Larso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A Sociologic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转引自吴洪淇：《职业自主性与律师行业定位的三重维度考察——以新律师法为核心对象》，载《西部法律评论》2008年第4期，第40页。[34] 学术界的最新研究表明，上述美索不达米亚的立法深深地影响了古代罗马早期的立法。
再如，在迈锡尼的出土物品中，很多刻有埃及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约公元前1391-前1353年在位）[27]的名字，而埃及的线形文字保留在克里特的出土文献之中，等等。当然，这一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需要学界的更多关注、更多支持、更多投入。【关键词】 比较法，早期史，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法律文明史 众所周知，比较法（Comparative Law），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的产物。虽然没有法律影响、交流的直接证据，但考虑到这些文明成果渗入埃及的过程和程度，必然伴随有巨大而系统的贸易活动以及人员来往，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生活习惯法和贸易习惯法和埃及的风俗习惯、贸易规则发生碰撞和交流也是完全可能的。
See Benjamin R. Foster ＆ Karen Polinger Foster, Civilizations of Ancient Iraq 3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8]Robert Chadwick, First Civilizations: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Ancient Egypt 39（2d ed., Equinox, London Oakville 2005）. [9]据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出土的泥板楔形文字文献证实，人类最早的长老会作出决议的活动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50年前后的苏美尔城邦国家（参见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页）。一记耳光，他应赔偿银子十舍客勒。
任内大力发展对外关系，与巴比伦（Bābilim）、米坦尼（Mitanni，在今叙利亚北部）及塞浦路斯等国国王修好，并修建包括西底比斯（Thebes）神庙和卢克索（Luxor）的门农巨像（Colossi of Memnon）及阿蒙霍特普祈灵殿在内的诸多宏伟建筑。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是评论法学派，其代表人物巴尔多鲁（Bartolus de Saxoferrato, 1314-1357）和巴尔杜斯（Baldus de Ubaldis, 1327-1400），不仅将古典时代的罗马法与当时的教会法、封建王室法和地方习惯法互相比较，进行优劣之选择，而且积极参加各王室政府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从而将法律比较的成果运用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试图创建一套能够适合于欧洲大陆的普通法（Gemeines Recht）。其中，以下几个因素，使法律的比较活动逐步成形，并最终为近代比较法的成长、定型与登台亮相奠定了基础。美索不达米亚的《汉谟拉比法典》和中国的《法经》，只是其中的代表。
[11]尤其是苏美尔与周边部落长距离的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推动了各地区多元的商业习惯法的交汇和选择。[1] 但比较法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得更加久远。最先在迈锡尼使用，阿卡亚人征服克里特岛后，继续沿用。（三）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影响了雅典的立法 公元前4世纪中叶，马其顿王国征服希腊以后，又将古老的巴比伦作为其帝国的首都，使得巴比伦城成为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中心，由此拉开了古代西亚地区的希腊化时代的序幕。
这一切说明，汉穆拉比法典的制定过程，就是法律比较研究的实践过程。而如果加上还没有记录的历史，应该推测在美索不达米亚，长老会的活动可能更早，至少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苏美尔早期城邦国家时代。
[22][英]罗莎莉?戴维：《探寻古埃及文明》，李晓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3页。当时所进行的比较法学研究可见诸‘他（汉穆拉比国王）命令将两河流域过去存在的习惯法加以斟酌损益，在新的基础上编撰一部全国通用的统一法典。
学术界的这一解释还有罗马著名的路西乌斯?维拉提乌斯（Lucius Veratius）打人耳光案例的支撑。然而，中外学术界最新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在人类文明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古代文明的延续期，也是近代文明的孕育期。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分四个部分对这一也许不成熟的个人私见进行详细的论证。在社会生活和民事交往中，统治者鼓励征服者与当地人的通婚及其他民事交往，这样，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规范之间的比较、选择、参考、采纳等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可以说，《十二表法》既是罗马人法律智慧的结晶，也是罗马立法者从事比较法研究的产物。但作为古代一个伟大的国家，文明这么发达的埃及，法律与国家治理必定是息息相关的。
在《乌尔纳木法典》和《埃什努那法典》关于自由民之间因伤害行为（伤手、割鼻、打耳光等）而被判处罚金的规定上，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等，都先后成为世界强国，在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的同时，其立法事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并纷纷开始创建适应自己本国国情的近代法律体系。
大量村庄群落人口迁入城市居住，就必然带来了各地风俗习惯的交汇、融合，为了治理好城市，还必然要进行比较、选择，以制订出最优化的法律规则。美国历史学家苏珊?鲍尔在《古代世界史》[25]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这一点。
（四）一批罗马法和法律史学者的开拓性研究 在中世纪后期比较法成长的过程中，一批罗马法、法律史学家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世纪初叶法国元首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的系列法典的出台，表明了法律的这种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各个国家之间法律的传播和互相影响，尤其是大陆法系（civil law system）和英美法系（common law system）的形成，为法系之间以及两大法系各个国家之间的法律比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也使比较法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但是，经过王国维（1877-1927）、顾颉刚（1893-1980）、郭沫若（1892-1978）、徐旭生（1888-1976）、徐中舒（1898-1991）、苏秉琦（1909-1997），以及李学勤、刘起釪、李民、郑杰祥和孟世凯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辛勤研究，尤其是被视为夏文化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以及《史记?殷本纪》中商王朝世系为甲骨文考古所证实，等等，学术界基本认可了夏王朝的存在，以及古代文献中所述夏王朝的王系、制度和立法的真实性。这既是人类的一种自主选择，也是社会发展之客观需求。此时，比较法已经从萌芽，发展为一种立法时离不开的重要活动。换言之，在比较立法很早就得到统治者重视的同时，比较法的学术史也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8]在这一从氏族，到部落，到部落联盟酋邦，再到统一为更大的王国的国家与法律的形成过程中，许多原来的氏族，或者部落，或者酋邦的习惯法、长老会决议、[9]首领谕令等法律规范，一点点扩大适用范围，最终定格为新统一、建立起来的苏美尔国家的法律。[4]详细论述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林志纯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英译者序言，第1页。
伤其一眼，应赔偿银子一明那。[31]雅典是希腊各个城邦中最为发达的，且也是向古代西亚地区移民最早的城邦。
[40]The Laws Beginnings 221（F. J. M. Feldbrugge e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 [41]据英国学者估计，在迄今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文献中，在苏美尔文献中，法律文献占了95%左右，在阿卡德文献中，比例也差不多。[18]早期战争导致了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有城墙的保护），如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地区，当时的大城市只有一个乌鲁克（Uruk），占地50公顷，人口有5万以上，而周边有占地6公顷多的村庄群落100多个。
过了一千多年，在雅典执政官梭伦立法改革时，其中就有一项重要的法律，规定必须赎回被卖到国外为奴隶的雅典人（梭伦在自己的诗篇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其中，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犹太教圣经注释家们对《圣经法典》的编辑与校正而形成的《密西拿》（Mishnah），反映了在古代罗马人统治下，两地法律之间的直接交流。而梅因，则在《古代法》这一名著中，将视野越出欧洲，进入亚洲（印度等），将古代世界东西方的法律规范进行详细比较，从而得出了所有进步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的名言。在此过程中，有几个事件起了关键的作用。
二是公元5世纪末到8世纪各部蛮族法典如《西哥特罗马法》（Lex Romana Visigothorum）、《西哥特法典》（Visigothic Code）、《撒利克法典》（Lex Sali- ca）、《里普利安法典》（Lex Ripuaria）、《尤列克法典》（Codex Euricians）、《勃艮第法典》（Lex Burgundio- num）、《罗退尔敕令》（Rothairs Edict）、《利特勃兰德法律》（Liutprands Laws）制定过程中所进行的立法比较。虽然，学术界对法律起源（包括有否法律的比较和选择）尚存分歧，甚至有学者认为法律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说不清楚、很多情况下靠猜测的问题。
同年，法国创立了比较立法学会，1895年，英国也建立了同名的学会，并发行自己的刊物《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这一法律规定当时影响很大。
（一）东罗马帝国时期法的比较研究活动 公元292年，戴克里先皇帝（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 245-312）首次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并建立四帝制来进行统治。[7] 比如，公元前3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地区，苏美尔人（Sumerians）就建立起了最早的城邦国家，但这一城邦国家，是由基什（Kish）、乌鲁克（Uruk）、乌尔（Ur）、尼普尔（Nippur）、拉伽什（Laga?）等若干城市联盟（酋邦）组建而成。
